这篇小说一经发表，在民国就入选了中小学语文课本，随后，经过文化的传播，《故乡》还入选了日本的中小学课本。

可以说，鲁迅的《故乡》是鲁迅影响力最大的小说，也是至今为止，引发争议最小的一篇小说。

这么多年来，多数人对《故乡》的印象——不是停留在闰土的那声“老爷”与“豆腐西施”杨二嫂那“圆规”的身材，就是那广为流传的名句：

“我想：希望是本无所谓有，无所谓无的。这正如地上的路；其实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变成了路。”

然而，这篇小说的精华却并不止于此，抛开小说本身所具有的革命价值，以及文学与美学上的艺术价值不谈，这篇小说的主旨，其实仍旧是直指人性的。

再次重读《故乡》，猛然发现鲁迅对人性的揣摩有多么深刻——

102年后，我们不知不觉地活成了书中的人物——不是闰土，就是杨二嫂。

乡愁，就是你我的精神世界

在翻开《故乡》之前，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两个概念，这有助于真正揭开这篇小说的面纱——

（1）何为现实主义，何为象征主义？

（2）何为乡愁？

先来看第一个概念，咱们撇开那些繁杂冗长的文学定义，就会发现理解并区分这两个概念特别简单：

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有一个根本的区别点——有没有隐喻性、延展性，也就是说，现实主义是“由此及此”的，而象征主义是“由此及彼”的——言于此，而意在彼。

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回忆鲁迅写过的小说，就比如披露“人血馒头”的那篇《药》，那通篇的隐喻，就已表明那是篇象征主义的小说。

之所以很多人说鲁迅的小说都是现实主义的，原因有两个，一是对文学概念区分的不清；二是误以为现实主义要比象征主义“高大上”许多。

而我们只有弄清这个概念，才能更好地去“认识”一篇小说，就比如这篇《故乡》，就是一篇象征主义的小说，明白这一点，我们看这篇小说时就会展开联想，而非将注意力都放在文中所谓的“人”与“物”上。

再来看第二个概念，咱也别整那些文学理论与哲学对此的定义，简单来说：

如果我们把出生地当作圆心，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每个人求学、工作、结婚生子，把各自人生的圆画的越大，我们离圆心的距离就越远。

这个时候，我们站在圆圈上，遥望圆心所产生的情绪，就是乡愁——那是一种思念与怀旧的结合体。

其实，乡愁这个概念的出现跟社会发展有必然的关系。

若是过去，大多数人一辈子也不离开故乡，那么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“乡愁”，只有对“诗和远方”的憧憬。

而如今，社会经济高速发展，车马快了，空间距离缩短了，由此才出现了“乡愁”。

那么如果我们心中有了“乡愁”，又回不到故乡会发生什么事呢？

我们在心中难免就会虚构出一个精神的“故乡”，而这也就是文学理论与哲学对“乡愁”定义的起点，我们可以这么理解——当把“乡愁”落到文字上，其实要写的就是精神的世界。

而鲁迅的《故乡》在我看来，要写的就是人的精神世界。

《故乡》开篇就介绍了回乡的情形——

“我冒了严寒，回到相隔二千余里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。”

坐在船中，一看不远处的故乡，“我”愣住了：

“从篷隙向外一望，苍黄的天底下，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，没有一些活气。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。”

会产生这种特殊的心理，其实也是必然的。

明明可以春暖花开或是秋高气爽时回故乡，非得冒着严寒，天气又阴晦，冷风还呼呼直吹，这要有好心情就怪了。鲁迅作此安排，就是为了渲染气氛，引出下文。

于是，“我”为眼前荒凉萧瑟的故乡找到了“理由”：

“故乡本也如此，——虽然没有进步，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，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，因为我这次回乡，本没有什么好心绪。”

为什么“我”没有好心情呢？

因为“我”这次回故乡并非“衣锦还乡”，“我”在外混的也不好，这一次回来是来搬家的——与兄弟一同居住的老房子卖了，“我”特意回乡接年迈的母亲离开，顺带与故乡做一次告别。

回到家，母亲的心情也很是凄凉。老人都讲究个“落叶归根”，而她却要“远走他乡”，这自然令母亲高兴不起来，“我”跟母亲简单寒暄了几句，母亲便让我喝茶休息，暂且不聊搬家的事。

可有些事不谈也躲不了，聊来聊去，还是说到了搬家，“我”内心羞愧地对母亲说道：

“我说外间的寓所已经租定了，又买了几件家具，此外须将家里所有的木器卖去，再去增添。”

母亲对此没有反对，倒是提出了一个小困境，家里木器之类的也卖出去小一半了，只是乡里乡亲的，买家具的钱却都没掏。

为何不掏钱？理由也简单，无非就是想拿人“抹不开”占些便宜。

基本剧情铺垫完毕，随后主要人物闰土和杨二嫂就要接连登场了……

“奴性”之闰土

母亲唠叨完家常，跟“我”提起了闰土：

“还有闰土，他每到我家来时，总问起你，很想见你一回面。我已经将你到家的大约日期通知他，他也许就要来了。”

一听母亲说完，“我”的脑海便呈现出了关于闰土的回忆——

“我”首先想到的是一幅“神异”的画面：

“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，下面是海边的沙地，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，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，项带银圈，手捏一柄钢叉，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，那猹却将身一扭，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。”

为何这幅“闰土刺猹图”会给“我”这么深的印象呢？

“我”认识闰土的时候，不过10多岁。那时，“我”的家境好，闰土的父亲是“我”家的“忙月”（成年干的叫长年，按日打工叫短工，平时忙自己的事，但在雇主忙的时候来帮忙的叫忙月）。

见到闰土的那一年，“我”家正值大祭祀，因为忙不过来，闰土爸便叫闰土过来帮忙。

那时的“我”，听到闰土这个名字后，便天天盼着他来。等到见面，还是孩子的“我”与闰土很快就成了好友。

闰土带“我”用簸箕捕鸟，邀请“我”夏天去他靠海的家捡贝壳，对“我”讲猹偷瓜的故事，就这样，我从闰土那里了解到了很多新鲜事。

在当时，可以看出在交往的地位中，“我”是低于闰土的，闰土因为知道得多，是占主导地位的。

在这里还要插一句，按理来说从见过世面的角度，富裕的“我”要比贫困的闰土见过的世面大。

然而实际上，“世面”是分很多面的，你懂得这一面，别人可能懂得那一面，城里人见过世界的这一面，农村人见过世界的那一面，所以在“世面”上，其实是不存在高低贵贱的。

回到小说中，在脑中回忆完往事之后，“我”心中的坏情绪有了些许的好转，对故乡也有了些许的期待。

然而就在一切都向着美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，鲁迅大笔一挥安排了一场“文明的大事故”——

闰土终于出现了，“我”见到闰土，很兴奋，远远就打招呼叫道“闰土哥”。

而闰土的言行举止却很复杂：

“他站住了，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；动着嘴唇，却没有作声。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，分明的叫道：‘老爷！……’”

就是这么一声“老爷”，毁掉了之前铺垫的所有。

用毕飞宇在鲁迅文学院讲课时的说法，如果把这场“文明的大事故”当作是泰坦尼克号撞冰山的话，那么鲁迅安排给“我”的所有美好的回忆，都是让泰坦尼克号加速、再加速，只为了当闰土的这一声“老爷”喊出——让泰坦尼克号所附带着的“至美的童真回忆”，狠狠地撞上附带着阶级性“老爷”的那座冰山……

轰的一声巨响，“我”傻了眼，知道一切都无法再回到从前：

“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；我就知道，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，我也说不出话。”

在这里，鲁迅看似没在文中解释，曾经的闰土究竟遭遇了什么，以致于再次见面会喊“我”老爷，但实际上，这里面存在的情节断层——情节的“黑洞”，就已经昭示了闰土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——封建社会的压迫。

批判的深度只到这里？

不，对于鲁迅来说，这只是批判的开始——

随后，母亲见此对闰土说：

“阿，你怎的这样客气起来。你们先前不是哥弟称呼么？还是照旧：迅哥儿。”

而闰土则诚惶诚恐地回复道：

“阿呀，老太太真是……这成什么规矩。那时是孩子，不懂事……”

这句回答，流露出了闰土的真实想法。从“那时是孩子，不懂事”，就可以看出他叫“老爷”不是单纯被压迫的，而是出于内心的一种需要——“奴性”的需要。

那什么是“懂事”呢？那就是要喊“我”为“老爷”。

所以说，在闰土身上展现出来的就是“国民性”中的“奴性”——“心甘情愿”地当一个奴才。

批判到此为止吗？

不！

鲁迅还要继续狠批“奴性”。

在《故乡》中，“我”与母亲见到闰土的困难，便同情地让闰土去挑一些东西拿走，闰土拿走的是些什么呢——长桌、椅子、草灰以及香炉和烛台。

其中“香炉和烛台”就是鲁迅批判人性最后的匕首——

香炉和烛台是一个媒介，联系偶像与崇拜者的媒介，这对于闰土来说就是“封建”，闰土要走这些做什么呢？

因为闰土还没有“做稳”奴才，为了能“做稳”，他还要继续地跪拜……

在《漫与》（选自《南腔北调集》）中，鲁迅沉重地说道：

“一个活人，当然是总想活下去的，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隶，也还在打熬着要活下去。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隶，打熬着，并且不平着，挣扎着，一面‘意图’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，即使暂时失败，还是套上了镣铐罢，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。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‘美’来，赞叹，抚摩，陶醉，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，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。”

这说的就是闰土身上所具有的奴性，可我们一些人的身上又何尝没有呢？

“流氓性”之杨二嫂

在鲁迅所批判的“国民性”中，弱的那一部分叫作“奴性”，就是闰土们身上的；而强的那一部分叫作“流氓性”，这一点在《故乡》中体现在杨二嫂的身上。

何为“流氓性”——具体来说：没有信仰、没有操守、善变、不负责任、对人冷漠残忍、自私自利、为了利益不顾礼义廉耻等等。

杨二嫂的出场是带着自来熟的：

“哈！这模样了！胡子这么长了！”

“我”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，连忙抬头看过去：

“我吃了一吓，赶忙抬起头，却见一个凸颧骨，薄嘴唇，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，两手搭在髀间，没有系裙，张着两脚，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。”

好在，母亲及时解围，向“我”介绍杨二嫂就是小时候斜对面的“豆腐西施”。

而“我”则因为一时没有认出，惹得杨二嫂有些不快：

“然而圆规很不平，显出鄙夷的神色，仿佛嗤笑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，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似的，冷笑说：‘忘了？这真是贵人眼高。……’”

鲁迅简单几笔将杨二嫂从内到外解释了个明明白白，在这其中最传神的莫过“圆规”二字——

要知道这篇小说的写作时间是在1921年，那时“圆规”可是个稀罕物，只有部分知识分子知道，也因此，很多人认为用“圆规”描写杨二嫂的体态很巧妙，同时，用这么一个象征“科学与文明”的物件来比喻蒙昧无知的杨二嫂，达到了一种强烈的反讽。

但是，我想说很可能这些人疏漏了一点，鲁迅用“圆规”比喻杨二嫂，还含有批判的意味，“圆规”是绘图的工具，含有测量计算的意味，也就是说，鲁迅用“圆规”批判的是杨二嫂的“算计”。

而在文中“精于算计”才是刁蛮、卑劣的杨二嫂的底色——

第一次见面，杨二嫂为了要点东西，直接向“我”摊牌：

“那么，我对你说。迅哥儿，你阔了，搬动又笨重，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，让我拿去罢。我们小户人家，用得着。”

“我”立马解释，自己并没有那么阔，还需要卖掉这些来重新置办家具。

而杨二嫂听完却是不信，不仅不信还用流言来编排“我”：

“阿呀呀，你放了道台了，还说不阔？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；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，还说不阔？吓，什么都瞒不过我。”

说完，杨二嫂见“我”沉默了，一边絮叨着，一边顺走了一副手套。

而第二次算计呢，又诬赖闰土在草灰里私藏了十多个碗，随后自认为有功，又顺走了养鸡的器具（狗气杀）。

而在杨二嫂身上体现出来的东西，就是人为了自己利益不择手段、不要脸皮的“流氓性”。

这种“流氓性”在某种程度上，又等同于公然戏谑嘲讽孔乙己的“短衣帮”（《孔乙己》），调戏寡妇单四嫂的红鼻子老拱和蓝皮阿五（《明天》），甚至是危言恐吓七斤，又欺负八一嫂的赵七爷（《风波》）……

而在这其中，又何尝没有我们的影子呢？

结语

在《故乡》的结尾，逃离似的离开故乡的“我”，心情是沉重的，或者更准确来说，鲁迅的精神世界是凄凉悲痛的——看着故乡里的那些人，“奴性”的闰土以及“流氓性”的杨二嫂，顿感一片苍凉，于是：

“我躺着，听船底潺潺的水声，知道我在走我的路。”

那么，让“我”如此沉重的，仅是“奴性”与“流氓性”吗？

并不是，人性批判大师鲁迅在《故乡》之中，其实还埋藏着另一个沉重的东西——

别忘了，与闰土处境一般无二的杨二嫂，为了私利，还曾“告发”过闰土偷碗。

甭管闰土是真偷了，还是被陷害的（实为被陷害），有一点可以明确：本应团结友爱的关系，却在利益的面前，不堪一击的土崩瓦解了……

这又何尝没有我们的影子呢？